浩瀚的的砚田，有一头牛，一头水牛，项戴木枷，使劲地在层层梯田的田池里默默的耕耘。耕完山脚，耕山腰；耕完山腰，耕山顶；耕完山顶，耕它山。直到…………
　　一九八五年冬，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老师的书斋里，我们谈笑风声。乐呵呵的他，就象没有烦恼似的。左手镇纸，右手提笔，侧头、侧身与我攀谈着。和蔼可亲的面容，至今使我难以忘怀。他说：“小戴，我给你写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爱画国画，随便写点儿什么。”他短暂的凝思了一下，砚－－田－－耕－－牛，四个大字跃然纸上。
　　盖章时，门外，有人敲门。来的是两个中年男人，手中拿着四尺全开的一幅绿梅图。激动得一边朝启老走来，一边打开画面。两人牵着画的四角，四十五度的面向启老。
　　他老人家抬头微笑，外表平静的很，实则，非常激动。赶忙给我写的字盖印，忙乱中，把印给盖倒了。重盖以后，成了一个疤，便多加了一方印，反倒让人羡慕。
　　从此，我的笔名叫砚田耕牛、田牛，我的斋名，我的店名，我的网站都叫砚田斋，自然，我就是砚田斋的主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真的属“牛”了。
　　记得有一次，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搞展览时，我请李宝林老师给我的作品提意见。他看了我作品后，没有直接评价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问我会什么？还会什么？还会什么？…………我这个年龄不大，经历复杂的万金油，也被问得哑口无言了。他慢腾腾的说：“把你的一切修养，用到画里，就对了。”于是，我就沉了下去，很打基础，特别是：画外的工夫。
　　还有一件事，使我至今也常常想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李延声老师在中国画研究院搞画展，我和同学们在刘大为班主任的带领下一起去观看。他的特技效果，使我崇拜不已。当我走到他的水墨写生人物画前时，我惊呆了。如此的功力，让我望尘莫及。他是怎么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得这样结实、细腻的。我问李老师，你这是先用木炭条画的底稿吧？他笑着，把鼻梁上的眼镜挪了挪，对我说：“我们手中的毛笔，就是战士手中的枪，不熟悉，行吗？我们要把毛笔玩儿得很熟。”
　　之后，我背起行囊，到承德、到山西写生去了。承德是避暑山庄，是许多人梦想走一遭的地方。但就在它的周边，离北京很近的栾平县却很穷。人们大都住在沟里。路，一是顺着沟走，过对岸一般是涉水；二是高高的梁子顺着山脊走。山腰就是陡坡。
　　几乎没有米和面，有的只是玉米、粟子、荞麦等，以及豆类作物。但人们很单纯，忒朴素。我走东家，吃西家，就象自己家一样。和他们一起劳动，一起生活，一个字－－苦。
　　他们都叫我叔。孩子叫我叔叔，他父母叫我俺孩子他叔，他奶奶、爷爷叫我俺孙子他叔。他们只给我留下了热情的记忆和一个苦字。一个满口无牙的老奶奶与我开玩笑的说：“你来住两天的吧！他家有吃的吗？有菜吗？有肉吗？有面、有米吗？”我说：“有。”
　　我长住村长家。他说：“我们没有好吃的给你，可玉米棒子，饱管你吃。”可我不到一周，就吃坏了胃。到附近部队养了两三天后，回沟里去了。十里外杀牛，他们去给我买。为了二斤面，穿了多少沟，翻了多少梁，越过多少岭。我很难想象，他们长途跋涉，到部队用玉米换白面，那走在长长的山道上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心情。
　　在这几道沟里，我住了整整四十天，画了两百多幅水墨肖像画。我带着这些画儿和伴我至今的胃病回到了京城。大为老师看到我的一幅老爷爷的画像说：“画到这样，就可以在北京立足了”。
　　后来，我养成了用毛笔写生的习惯。画山水，画花鸟，画人物，玩儿转了毛笔。更深刻的理解了启功老师、两位李老师的心意。
　　在成都的一次画展上岑学恭老师问我最近画什么，我回答后，岑老肯定的说：“画就是硬道理。”另一位十几年没有见的老画友见了我也问，还在画吗？我回答后，她说：“坚持下来就好。”我便知道她已没有画画了。
　　牛，是要耕田的。认定了这条路，就认定了与之相伴的艰难困苦、磨难挫折。惟有坚韧不拔、不畏险阻、勇往直前，孜孜不倦、精益求精的探索和加强自身修养，败不馁，胜不骄，历经彻骨之寒，才会有扑鼻之香。